到了元代，隋唐大运河被截弯取直，京杭大运河成型。由此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抵达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顶峰。经济繁荣催生出大运河沿岸丰富的世俗生活，尤其是大大助推叙事文学的繁荣，直接催使“杂剧”“小说”等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体裁的诞生、发展和繁荣。到了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岸，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市井、言情小说。有人统计，80%的明清小说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比如《金瓶梅》《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其中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订的“三言二拍”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整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在大运河上完成的，是非常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为什么运河滋生故事，也滋养善于写故事的人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苗怀明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运河跨越不同的地区，跨越不同的方言，它是一个交融的地带。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过，所以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交流。江南的读书人、士子，如果要到北方考取功名，通常也是走水路，必然会有在大运河上坐船的经历。旅途两岸的风俗民情，一路上所见所闻，会激发士子写诗，或者积淀一些感受，成为其进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创作的素材。比如说一个读书人从杭州坐了船到北京去，走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路上看到不同的风景，容易诗情大发也就自然而然了。”
大运河不仅从外部提供了小说这一文体诞生、发展、繁荣的客观条件，还直接进入作品内部，成为小说家创作情节时的素材，成为诸多情节“取景地”。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细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场面”，你会发现，不少都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散发出运河的气息。
此外，作为发达的水上交通，大运河也为四大名著的传播打通了空间限制，使其发挥更大影响力，尤其是让读者从此前士人阶层扩展到普罗大众群体，从而成为传世的经典。可以说，一条大运河，孕育出“四大名著”。
作品带有大运河浓重特色的当代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说，“假如没有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著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存在，不仅为当下读者提供精神审美的食粮，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大运河，感受大运河流域广袤的大地场景、风情风物的绝佳窗口。大运河滋养了一支支妙笔，而绝妙的文字又反哺了大运河，让大运河的魅力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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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隋朝就已经将“三国”故事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展现，隋炀帝看的水上杂戏就有对曹操和刘备的演绎，内容也多以褒刘贬曹为主。到了唐、宋时期，三国戏曲依旧经久不衰。元至明初各类三国剧目更是不胜枚举，现有资料可考的元明时期流传三国戏曲版本就有超过60种。
罗贯中的家乡目前还不确定是否在运河城市。关于他的家乡至今仍有颇多争议，有杭州说、清徐说、东平说和祁县说，学者们争论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定论。有一说似乎越来越被接受：他是山西人，14岁时随丝绸商人父亲从山西到了江南地区。他也曾投靠在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与施耐庵相识，并拜施耐庵为师。后张士诚降元，罗贯中返回山西家乡。短暂归乡后又沿运河回到江南，返回期间在运河城市短暂停留。
通读《三国演义》，其中运河城市贯穿其间：割据势力中刘岱所据的兖州、袁术所据的扬州都是南方的运河城市；“名场面”发生的徐州、邯郸等则是北方的运河城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不吝笔墨刻画出四十余场战役，百余个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发生地中牟是隋唐运河故地。
“《三国演义》与大运河最紧密的关系，不在于作者是不是运河人，而在于这部小说原型人物与大运河的真实联系。”苗怀明说。他重点提到，东吴孙权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运河哺育了三国鼎力之东吴，造就了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此时南京的执政者是孙权，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边不远的镇江一带是长江的入海口，西边是水势同样凶险的秦淮河，于是他率领部下在句容茅山以北开凿了一条延绵十五公里的人工运河，将太湖水系与秦淮河贯通，这就是破岗渎，也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破岗渎西接秦淮河，与建康城相连；东接江南河，与长江和太湖流域相通，作为连接建康城与太湖流域的生命线，承担起东粮西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作用。它们将南京与大运河江南段的前身——江南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来自三吴一带的粮食等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往建业（南京），江南被整合成一个内部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域而存在。”
也正是因为孙权修建运河之功，南京从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一跃成为繁华的六朝古都。“光有地势之险还不足以为据，要想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就必须聚集大量的人口，而要聚集大量的人口，就必须有足以养活这些人口的粮食，而当时南京附近的农业所产还撑不起一座这样的都城。正是这条运河，滋养着京城，孕育了六朝的繁荣，没有运河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六朝风流的传奇和浪漫就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大运河城市带，也是四大名著文化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景观，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运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运河也是观照中国文学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一条运河史，那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学史。”苗怀明提到，中国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关——唐宋之后，文化中心南移。唐之前，中国的中心集中出现在陕西、河南这一带。唐宋之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文学上的繁荣。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大动脉，它所聚集的各方面人才也就越多。这一点从在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多年里，江苏浙江一带出了大量的进士，就可见一斑。“大量的经典作品与大运河在客观上存在着时空的交叠，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文字来源：运河网，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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